学习时报:切不可延误解决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时机

 胡锦涛同志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要求。”这说明解决社会不公，促进公平正义是涉及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关注。但目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不公现象有加重之势。无论是从基尼系数等各项指标来看，还是从不同人群占有财富比重的指标来看，中国均出现了让人十分担忧的社会不公现象。此外，还有两个现象应引起注意：一是从横向的角度看，社会不公现象已经涉及大部分社会群体，尽管不同人群的感受角度有所差别；二是从纵向的角度看，社会不公现象出现了代际传递的现象，如“富二代”、“穷二代”等现象。
    尽管社会不公现象日益凸显，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现在正面临着解决社会不公现象的一个重要时机。
    第一，国家管理层面和民众层面在社会公正认识方面的契合。从国家管理层面上看，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党和政府空前地重视社会公正问题，并将之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来看待。从民众层面上看，中国民众现在也空前重视社会公正问题。近年来几乎无论哪一种民意调查都显示，中国民众所关注的主要问题都是社会公正包括民生方面的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就业问题、公共卫生服务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住房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国家管理层面和民众层面认知方面的认同十分重要，可以以此为政策和行动依据，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来解决社会不公现象。
    第二，社会不公现象所产生的危害已初步显现出来。社会不公现象所产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当中尤为明显。比如，社会不公现象已经明显地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基本准则。类似于某些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公共权力不恰当的扩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以及许多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种种社会不公现象，直接损害了市场经济平等竞争的准则，造成了市场主体的不平等、非市场因素的介入、信息不对称等负面效应，形成了诸如行业垄断、区域分割等有害现象，使得市场经济应有的平等竞争精神与准则扭曲变形，并使得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另一方却往往得到超额的并且是超出合理限度的回报。经济内需拉动也受到影响。再比如，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已经造成了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一些隔阂和抵触，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引发或加重其他一系列类似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如果社会不公现象所产生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显现出来，那么，对它的解决往往还难以下决心，至少是难以采取有力度的行为和政策。但如果这个危害已经发展到特别大的地步时，再下大决心可能已经为时过晚，而且成本过大。而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现象，恰恰是到了其危害已经比较明显但还没有演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形下，现在正是一个可以促使人们下决心并且予以解决的时机。
    第三，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大规模提升社会公正所必需的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2009年，按照外汇汇率折算，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3600多美元；国家的财政收入为68518.3亿元。可见，国家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大规模提升社会公正所必需的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建立起一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地但却是全面、大规模地改善民生、提升社会公正。在这方面，美国、英国等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时机选择对于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给美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得美国深感全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性。1935年，以制定《社会保障法》为标志，美国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英国则是在《贝弗里奇报告》的推动下，在大面积家园被“二战”夷为平地的情形下，从1944—1945年开始系统地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看，2007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为5420美元，明显高于1935年的美国和1945年的英国人均购买力平价4000多美元的水准。显然，就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来看，建立一个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只要想去做，中国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社会公正程度就可以大幅度提升。
    由上可见，中国现在面临着解决社会不公现象的重要时机。这个时机切不可错过。